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设有一处百家争鸣之地——稷下学宫。该学宫由官方举办、民间主持，其职能相当于学术交流中心，而究其功用，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政协。就是这么一个设在齐国都城临淄城门——稷门脚下的小小学宫，云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子。他们不论学术派别、思想观点、政治倾向，也不问国别、资历、年龄，在这里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，争辩、反诘、交汇天下时势。其兴盛时期，几乎汇集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，许多著名学者如孟子、荀子都曾在这里讲学，可谓众星云集，其传播的思想就如先秦时期的青铜器，历经千年，流传至今仍熠熠生辉。
稷下学宫只是春秋战国时期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的一个缩影。回望先秦时期的历史，当时虽然小国林立，争战不断，却为思想和文艺留下了一方任其蓬勃发展的自由空间，许多文人士子也凭借自己的学术见解、治国之道被各国君王赏识而踏上从政之路，如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、张仪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中，处于文明史幼年时期的先秦，在没有印刷术、没有纸张，笔墨的制作也尚落后的情况下，诞生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等诸子百家，在一片片细长的竹木简上为后世留下了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道德经》等等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的文献著作，堪称中华文明思想史的黄金时代。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“以人为鉴，可以知得失。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，都注重从前朝的得失中寻找对自己有利、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伦理制度并为己所用，史家也都在书写历史的同时，对重要的人物、事件、朝代更替进行得失评价，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其中有一个现象我们不难看出，不管是先秦时期的各国君王，还是后来历朝的封建皇帝，谁广开言路、招纳人才、从善如流，谁就可能借此造就当时的盛世之治，如秦惠王重用张仪，以连横之策略，击破其他六国对秦国的合纵包围之势；唐太宗从谏如流，成就了贞观之治。反之，则难逃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命运，如当时如日中天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，由于推行严刑峻法，焚书坑儒，结果只历二世便在战火中灰飞烟灭。这样的例子，在历史长河中比比皆是，其正反比较，足以作为许多历史教训的注脚。
    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人民政府率先提出并确立了团结各阶层、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沿用至今。而参政议政，建言献策，显然就是政协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。《史记 商君列传》中有云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。意思是许多人说恭维、奉承的话，不如有一人讲真话，直言不讳，尤其是敢于向当政者进谏逆耳之忠言，言别人之所不敢言。这样才有可能让当政者听到真实的声音，并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南或参考。也惟其如此，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的主要力量———民主党派，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与执政党“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、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”的诤友。然而，现实的情况依然差强人意。且不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民主党派走过的曲折历程，就是在当下，太史公所称的“谔谔之士”又有多少呢？毋庸讳言，当前依然存在“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，而不是权力；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，更多的是议政，而不是参政；政协委员资格更多的是荣誉，而不是责任”等现象，导致了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同质化的倾向，政协委员、包括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提交的提案建议，也是任务式的，为写而写，毫无主见。偶有真知灼见，相关职能部门也欠缺一套完善的对接和落实机制，使得参政议政的渠道不够畅通，参政议政的作用则难以更好地发挥出来。
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云集稷下学宫争相表达自己学术观点、治国策略的士子，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无疑拥有优越得多的条件、便利得多的渠道来畅所欲言。各种媒介为有志于为国分忧、敢于直言的社会各界人士、各民主党派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舞台。当此之时，执政者更应为社会营造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的政治文化氛围，广开言路、解放思想，如此，则是国家之幸、民族之幸、百姓之幸。
     2017年1月22日下午，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与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，共迎新春佳节。会上习主席提出了“虚心公听，言无逆逊，唯是之从”，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；“凡议国事，惟论是非，不徇好恶”，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。鸡年将至，身为民主党派人士当一扫陈年旧事中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阴霾之气，共同期待并迎接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的新气象。